Richard Sennett對城市有一個經典定義，他認為“城市就是一個陌生人(stranger)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在陌生人的交往中，能否存在一種真正的公共生活？”帕爾默認為，“在人們相互之間有直接的體驗，產生感情的共鳴，體驗到人們之間是相互依賴的……在人們有許多機會可以在公共領域進行互動，而這種互動又能夠吸引和鼓勵人們生活在一起的時候，社群的愿景和現實便來到了。”公共生活能使擁有共同領地（如社區）的陌生人聚集到一起，這表明人們有相互承認的需要，也有生活在一起的沖動。這種互動必須有適宜和促進的公共場所，這樣的場所盡管是物質的，卻能提供大家認同的城市意象，能團結和引導人們加入共同體中進行交流與互動。
 
    列斐伏爾指出，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么“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圍繞人們在無數次分離聚散的場合，與出出進進的人們不斷互動進行的。人們可通過人際互動所發生的空間的質量來確定公共生活的性質。建設環境公共價值領域一定是要能夠促進陌生人有效交往的場所空間，適于健康公共生活的建設環境才稱得上真正有公共價值。公園、廣場、街道、咖啡館、畫廊都是公共生活的領域，陌生人在此相遇，相互寒喧、分享共同的興趣愛好。而集會、辯論等活動更使得人們相互交往的機會成倍增加。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形成的功能分區把鄰里、商業區、公園、廣場分割開，這種空間安排不利于人際互動發生，也損傷了健康的公共生活。
 
    中國城市社會的發展脈絡與西方全然不同，市民的“公共生活”與“公共領域”尚未發育成熟，更未經歷過“公共領域”的衰落。中國缺乏市民社會這一中間領域，反映在城市建設環境中，公共價值領域極其微弱，因此公共生活意義上的“廣場”、“公園”難以產生。古代城市除廟宇的前庭可設戲臺，以及舉行廟會活動、商業交易的碼頭、橋頭等少數集散性廣場作為公共空間外，大多數“公共空間”都具有很強的私密性。如衙前的前庭，不是供公眾活動使用，相反，還要求公眾肅靜回避；又如宮城或皇城前都有宮廷廣場，但不研放。明清北京城的“T”字形宮廷廣場（今天的安門廣場）三面入口處都有重門，嚴禁市民人內，以顯示宮闕門禁森嚴的氣氛。“可謂自封建帝國開始不久，我們社會與城市里的公共，就與國家糾纏不清了。”
 
    由此，創造“作為一種公共生活場所”的建設環境公共價值領域，其實是期望有助于塑造中國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促進市民互動、交流、辯論，而達致社會公共性的普同。當代西方國家擔憂自由主義下的個人私權極度發達，而導致“公共”的喪失；中國語境下恰恰相反，由于傳統中國歷史和政治慣性，當代公共生活與日常生活正面臨新的一輪權力一技術一商業三位一體宰制的雙重困境，我們面臨的不是在強大的個人主義面前公共生活的萎縮，而是一個從未有過的、真正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間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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