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國城市設計的“本土化”歷程，即指自20世紀80年代現代城市設計理論的引入和醞釀，建設部派出訪問學者留美學習，清華、同濟與美國主流院校開展學術交流與聯合教學，這一時期集中表現為“向西方學習”。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國家仍未脫離計劃體制的軌跡，但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建設目標需要城市建設拓寬視野，為城市化道路尋求西方理論與經驗的支持。盡管這一時期還基本上缺乏實踐，但西方城市設計理論的積極引入卻表明國家（院校毫無疑問是國家知識生產體制的組成部分）急于對外開放、縮小與西方文明差距的現代化價值取向。
 
從另一方面說，這也是客觀經濟發展趨勢的需求。特別在中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GDP持續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所創造的經濟繁榮與城市化加速將“城市”推向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前臺，城市建設拉開“大拆大建”的序幕。整個90年代城市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切都被國家／社會視為現代化歷程中的必然階段。
 
而這一時期為城市設計實踐提供了絕佳的舞臺，以“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城市設計國家咨詢”為序曲，城市設計方案的編制開始出現國際化特征。中國城市政府與私人開發機構都傾向于邀請國際明星建筑師到中國表演，以至于庫哈斯將設計師在本國以外的設計活動稱為“設計的全球化”。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經濟繁榮以及全球化、現代化的交織，促使西方城市設計的主流話語在實踐中（主要在技術領域）占據了顯赫的霸權，并對本土專業者產生持續的示范性影響。而20世紀90年代院校與西方的交流更為頻繁，西方知識的引進渠道與范圍更加寬泛。這些西方理論在迅速拓寬專業者與管理者的視界之時，在某種程度上也配合了西方明星們在中國的實踐，以至共同產生一種“建構”與“固化”西方論述的作用，即“他們”（作為文化他者）所塑造的城市形象轉變成“我們”的“理想圖景”。
 
而這一“建構”與“固化”的過程是“他們”與“我們”共同完成的。換言之，西方論者的論述移植經歷了“他們”輸入、“我們”接受和轉化的過程。不可忽略的是，西方論述的移植還伴隨著國際資本的輸人。
 
而當這種西方“理想圖景”日益成為國家權力集團者的“心理景觀”時，又會形成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壓力反過來要求城市設計獲取更多的西方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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